意识形态安全主题党课讲稿:坚定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三重进路
所谓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指在国家之中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观念处于一种相对稳定和健康发展的状态。对于我国而言,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就是要确保马克思主义能够被人民群众所接受和认同,具备应对各种威胁的能力,始终在意识形态领域处于指导地位。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必须“坚定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制度安全、意识形态安全”[1]53。其中,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命题和任务首次出现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之中,并且在坚决维护国家安全的内容中被突出强调,凸显出新时代以来党对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重视。立足新征程,要坚定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应当在认识层面、方法层面和实践层面集中发力,进一步筑牢国家建设发展中的意识形态安全屏障。
一、强化认识指引:准确把握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基本特征
思想上层建筑虽不像经济发展状况那样,有明确的数字指标去衡量,但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主体对意识形态安全形势的感知,建立在客观基础之上,因此也有其刻度和基本特征,可以通过一定的标准进行把握。要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首先应当对其本质特征有基本的认识。
(一)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整体的而不是割裂的
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与其他领域存在着互动、紧密的关系。因此,绝不能以割裂的方式考察意识形态安全问题,而应当立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科学把握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基础性作用以及与其他安全的关联性。
一方面,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灵魂和风向标。习近平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思想舆论阵地一旦被突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得住”[2]118。统治危机源于合法性危机,根本在于共同的思想基础出现了问题。意识形态领域是国家安全的前沿领域,国家的政治危机可以首先在意识形态领域窥见端倪。因此,当意识形态基础有所动摇,也预示着整个社会体系将要有系统性的安全危机产生,如果不及时处置,破败倾颓之势很快就会随之而来。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安全与其他领域安全呈现出紧密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不仅体现在意识形态安全的实现和维系离不开其所根植的经济社会发展环境,而且还体现在它与其他领域的风险呈现出更为明显的联动效应。“各种风险往往不是孤立出现的,很可能是相互交织并形成一个风险综合体。”[3]82意识形态是社会生活的反映,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风险挑战容易关联到意识形态领域,并且与意识形态安全风险交叉感染、彼此借力,并最终演化成综合性风险,处理不当极有可能引发颠覆性灾难。
(二)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
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是相对的状态,没有绝对意义上的安全。实质上,“安全”一词本身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绝对安全在现代社会中难以实现,这主要是因为在风险社会中,“不确定性总是伴随我们,它决不可能从我们的生活(无论是个人还是作为社会整体)中完全消除”[4]3。这种不确定性同样体现在意识形态领域。在现代国家中,一般不会只有单一的意识形态存在,意识形态领域总是呈现多元多样的复杂景观。在社会主义国家之中同样有多种意识形态存在,只要意识形态领域存在“一”与“多”的矛盾,我国意识形态就不可能处于绝对的安全状态。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思潮随着经济基础和社会生活的变迁而朝着多元多样的方向不断发展,其中不乏不良思潮和错误价值观。这些错误思潮作为意识形态领域的消极势力,不断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争夺领导权,目标直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政权,妄图使社会主义中国改旗易帜。
“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当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异质性意识形态的生存基础仍然存在,只要产生问题的根源和土壤还存在,意识形态风险就会接踵而至。有鉴于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的无限性特征,力求完全将意识形态渗透风险消除干净的做法既不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也难以真正实现。为此,应当引入“风险管理”的理念,既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又要反对因为追求绝对安全而拒斥其他思想文化发展的错误做法,有效地保持意识形态领域的健康稳定和繁荣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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